王建：内需若能开启通胀就不可怕
王建：内需若能开启通胀就不可怕 更新时间：2010-5-21 23:59:07 本报记者 商 灏 北京报道
对于CPI涨幅突破通胀警戒线的担忧可能已非杞人之忧，而对于今年下半年物价走势前高后低的乐观估计或许过于乐观。“二次探底”风险已显，货币政策分歧却更大。迷雾般的政策前景如何真正看得清，恐怕是个既很迫切又很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招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建最近在他论述美国经济或有二次探底的文章中说，由于美国直到目前也找不到处理庞大有毒资产的出路，美国的危机会在明年重来。而当美国经济二次探底之时，欧洲经济与欧元将遭美国更大打击，欧洲经济复苏之路会更艰难漫长。这显然是一幅令人悲观的国际经济前景。由此来看，中国经济继续所谓“一枝独秀”是否正在成为一个巨大悬疑？怎样的调控政策才能防止宏观经济累积的众多矛盾在未来几年内严重爆发？《华夏时报》记者5月19日特别邀请王建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
政策轻易不敢紧缩
《华夏时报》：外需在近几年若难恢复到过去水平，肯定会影响中国内地经济增长。但外需阴影能否成为宏观决策的主要依据？
王建：这主要涉及中期判断的问题。这场危机如果过去了，那么全球化的时代将会继续，出口还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如果危机不但没有过去，还来个二次探底，出口就上不去了，经济将处在泡沫状态，那就要考虑如何全面启动内需的问题。这将涉及到中长期安排的问题，而并非宏观调控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正处在“十二五”时期，“十二五”的方针是什么？可能要立足于出口上不去、出口不断萎缩、出口可能是个负贡献这样一个条件下来考虑。
《华夏时报》：当前的“内忧”，恐正在于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即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但内地央行票据融资出现10个月来首次反弹，或意味着实体经济复苏迟缓甚至停滞。与此同时，通胀压力正不断增大。就当前种种复杂现象而言，您怎样看政策紧缩预期？
王建：如果对国际经济中期形势有上述判断，那么对国内经济走势应如何判断？现在看国内经济走势，那就是，之所以能走出去年的低谷，是因为用了大投资，经济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去年有22万亿元的投资，如果今年和明年有15％的增长，则这三年的累计投资应是76万亿元，意味着这三年的总投资大于前六年。其形成的产能有多少？本来就是过剩的背景，再主要依靠投资，那就是过剩加过剩了。
依靠大量贷款的巨大投资，其形成的庞大生产能力，如果因为外需打不开而不能出口，到时候贷款又还不了，“十二五”期间将面临着巨大的银行破产问题。如果76万亿元有一半是贷款，那就是38万亿元，这近40万亿元贷款即便坏掉20％，都不是一个小数额。这将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
现在考虑如何为对付通胀而采取紧缩政策，但如果看清了眼前这样一个形势，政策轻易敢于紧缩吗？
《华夏时报》：在楼市调控升温、加息预期增强、人民币升值日渐临近等背景下，您如何理解“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问题”的忧虑？
王建：所谓两难问题，就是想扩张但不能过分增长，却又不能不扩张，但扩张以后面临的问题又比较严重。这是第一个两难问题。面对通胀，若不紧缩，则通胀上行；若紧缩，则经济下行。这是另一个两难问题。
《华夏时报》：单方面加息将引热钱涌入，楼市调控新政顾虑深重，人民币升值幅度难以把握，您认为怎样的调控可以避免内地经济二次探底？
王建：那就是我原来一直所强调的走城市化道路，别的办法都不行。而用宏观调控的办法更是解决不了房价高低的问题。现在应讨论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要出台更严厉的措施打压房价。宏观调控并非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若中国经济天然的结构要素问题改变不了，对于楼市问题的宏观调控最终将是无效的。宏观调控只能顺势而为，不能逆势而为。
而只有真正走上城市化道路了，内地经济才真正走出困境了。在城市化这条路上走得越慢，转弯越迟缓，思想总是想不开，总是犹豫彷徨，那就等着危机的爆发吧。
开启新内需一俊遮百丑
《华夏时报》：所谓管理通胀预期,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衡量当前经济调控是否成功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王建：所谓管理通胀预期,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恐怕也没有人能对这个概念作出权威的诠释。但其背景则是央行在去年投放大量货币出来之后，很担心导致未来通胀，因此在“管理通胀预期”的口号下，要进行一些紧缩。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紧缩的措施在实行，比如央票多发、准备金率提高等，最终都变成了央行货币政策转轨的一个信号。这主要是因为担心通胀发生之后逃脱不掉货币投放相对过多的责任。
至于经济调控成功与否，并没有什么标准。每一段时期宏观管理所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不能认为其有什么统一的标准。在现阶段，可能要面对的问题还不是通胀，而是由于世界经济萎缩导致中国内地出口下降，沿海地区大面积停工停产，大量人口失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能够成功地转变需求方向，为许多人找到就业的机会，使他们的收入能够增长，那就是好的调控政策，但却未必可以说是成功的调控政策。现在出台的调控政策有哪些是成功的呢？都是针对某个时期的问题来说的。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走出出口下降，消费疲软，投资难以增加的困境。如果宏观调控政策能解决这个难题，那就是好的宏观调控政策。归纳起来，就是宏观调控如何开启新内需的问题。这道题如果做好了，比什么都强。即便通胀高一点也无所谓，即便其他方面做得不好也可以一俊遮百丑。
如果开启不了新内需，却把物价压下来，那有什么用呢？即使把物价压下来，生产过剩危机照样会爆发，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照样会下降。所以，用物价高低来衡量宏观调控成功与否根本不行。
《华夏时报》：面对宏观调控两难境地，一夜之间改变现状绝无可能。面对各种利益诉求，政府政策很难逐一兼顾。比如楼市积重难返，盖因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当此通胀隐忧逐步扩大之时，若政府减少乃至放弃在经济运行中自我利益追求仍不能成为政策调控核心之一，则调控是否将难逃半途而废结局？
王建：首先，并非改变现状有无可能的问题，而是一个认识清晰与否的问题。人们是否已认识到“十二五”期间可能是经济再度萎缩期？现在有很多人对于二次探底的判断不认同，对于国际环境的判断很乐观，认为内地经济处于新黄金十年，“十二五”是黄金增长期；认为内地有钱有物，想干什么就能干成，而不必杞人忧天。可见现在很多人并不是意识到因为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而想做什么却做不了，这显然是个认识问题。如果决策者对问题的实质也不能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则宏观调控就只会简单地走一步看一步，而谈不上什么深谋远虑，走一步看三步。房价高了打房价，通胀上来了打通胀，生产过剩了就压缩产能，都是一个一个地应对，没有长远的解决之道。
至于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牵扯到一个根本性的财税体制改革问题。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统一，土地财政便油然而生。发达国家政府则追求财权事权相统一，而统一的方法是中央政府先把钱集中在自己手里，然后再根据需要地方做的事情把钱分配下去。这叫先集中后返还的财税体制。这种体制下，比如美国联邦税收体制当中，地方税收大概只占百分之十几，大头是给中央拿走的。中国内地则是地方留存将近一半。在这样的体制下，搞大规模城市化若要地方政府拿出太多土地建廉租房，那只会受到抵制。
所以，围绕发展这个大目标，所有那些不合理的体制，该改的都应改掉。
稳中求变
就应往城市化方向变
《华夏时报》：目前沪深股市巨幅下跌，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经济二次探底与宏观调控过度有怎样的关联？
王建：沪深股市巨幅下跌主要是因为市场对于楼市调控政策前景有所担忧，而内地经济的实质面其实很好。但政策对于资本市场的严厉态度，使人担心未来政策会以怎样的力度收拾泡沫问题。
而现在的所谓宏观调控过度，是以保增长为目标的。我所说的经济二次探底，主要是指实体经济内部发生的不健康因素导致二次探底，也是指经济的内生性变化导致经济下行。
宏观调控如果已经看到经济在减速却仍然要踩刹车，那就是误判，将加剧经济下滑。从当前宏观操作面上来看，还是维持着宽松的政策态势。
《华夏时报》：在货币政策价格型工具的次第选择上,您有怎样的建议？选择加息的最重要理由会是什么？
王建：现在我看唯一好用的，就是提高准备金率，而不要动利率，动利率实际上是最不好的。动利率的结果就是提升企业的成本，减少企业的利润。而企业追求利润的动力，才是经济扩张的动力。
选择加息的最重要理由就是通胀加剧，但现在的通胀并非货币投放过多造成。
目前对中国货币政策与通胀的关系有激烈争论，有人不承认存在“输入型”通胀，有人认为虽然有“输入型”通胀，但可以用国内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消除。我认为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货币脱离实物的疯狂增长，实际早已构成了在中国外部的“需求拉上型通胀”，这是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上涨的根本原因。但国际需求拉上型通胀经过中国的大宗商品进口，就转变成了中国的输入型通胀，是从生产成本一端推动了中国国内商品价格上涨。
通胀与货币理论早就说明，紧缩货币只对由货币投放过度所造成的需求拉上型通胀有效，如果中国没有能力制止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投放增长，而仅仅是国内进行货币紧缩，能够压下去的就只能是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胀。2008年上半年以来的实践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中国必须做好在长期忍受较高通胀率的背景下保增长的准备。
《华夏时报》：“两难”之下，稳中求变如何实现？
王建：稳中求变，我给出的答案就是往城市化方向变。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结构调整，是应对危机的最有效办法。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把调整作为主题似乎正在形成共识，但是在我看来，目前大家心中所想的调整并不是一个内容，是想用调整来解决各个经济领域存在的难题，这倒也说明了一个现状，即目前在各个经济领域已经累积了太多的尖锐矛盾，但是调整的主题不能分散，而是要抓主要矛盾，才能纲举目张。
当前什么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就是由于需求不足所形成的生产过剩，在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外需紧缩，国内的过剩矛盾更加突出，依靠增加投资来扩大需求的办法之所以走不远，就是因为投资增长的最终结果是扩大供给，所以扩大投资不是在解决矛盾，而是在累积矛盾。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反复强调，导致过剩矛盾的原因是居民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而拉开分配差距的原因，可分成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两方面，而在这两方面原因中，城乡差距是大头，所以要首先抓住解决城乡差距这个主要矛盾。
城乡差距矛盾的形成原因是在改革前与改革后的60年中，由于不同原因使中国政府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所以解决城乡差距就是要从发展战略的层面入手，在未来20年时间里创造出一个城市化高潮。
这个战略转变并不仅仅是让农民进城这么简单的事，而是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重大体制和发展方向的调整。
